西方经济犯罪概念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以犯罪所侵害的客体为基点来确定。认为经济犯罪是滥用经济交易的信誉关系，违反经济规律，危害整体经济秩序的非法获利行为。

第二.从经济犯罪行为所违反的法律规范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所违反的是国家调控经济活动的一切法律规范及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刑法规范。

第三、根据经济犯罪的主体来定义经济犯罪。例如，《牛津法律指南》将白领犯罪定义为“有良好地位，从事经营管理或其它专门职业的人所实施的与其职业有关的犯罪。”

第四、把经济犯罪的行为方式作为定义的基础。如藤木秀雄指出：“经济犯罪是正常的经济往来场合上活动的人们，在履行职务时，为图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所犯的触犯刑法或其它罚则的行为。”

上述观点对经济犯罪行为的认识有两个方面是可取的，一是经济犯罪是触犯调整社会经济活动各种规范的应受惩罚的行为；二是经济犯罪是危害整体经济利益的行为。但是，每一种观点又都存在各目的不足。

第一，把经济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简单地视为对“信誉关系”的滥用，实际是把具体的客体当作了整体的客体，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毕竟只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原则而不是全部原则。

第二.把经济犯罪归纳为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样是以点代面，以部分代整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营活动一般包括交换、消费等领域，而这些环节只不过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把经济犯罪归纳为“非法经济行为”，同样不能包括所有危害社会经济生活的犯罪行为。例如，从德国《第二次防止经济犯罪法案》中就不难看出经济犯罪远远不是“非法经济行为”所能概括的。该法案所规定的“伪造明显有证据价值的数据”一罪。虽然主要是因为银行票据、支付等业务中要经常从计算机中检索和处理数据，用来计算利息和兑换比率率等。且由于这些数据经过处理能对将采的决策产生影响，因而必须加以保护。但此罪要求的犯罪构成仅是伪造明显证据之价值的数据。它并不要求行为人是否有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其它经营活动的意图。那么，我们就不好把这种伪造当作“非法的经营活动”。

第四，把经济犯罪的主体限定在一定范围的人员当中，这种观点明显是片面的。

从当前的研究及司法实践看，我国关于“经济犯罪”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内涵式概念。

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经济犯罪进行了阐述。但是，《决定》是从外延方面加以阐述。《决定》列举了经济犯罪的种类有;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这是我国立法机关首次对经济犯罪加以限定。从所列举的经济犯罪的种类看，立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认定有两方面根据：第一，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第二，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经济及其它活动的法律法规。但是，《决定》把盗窃公共财产等笼统地列入经济犯罪的范畴，虽然在实践中是必要的，但从理论上看是不妥的。

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我国当前的经济犯罪种类、特点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已表明1982年《决定》所列举的经济犯罪的种类和范围是不能适应当前的司法实践的，需要进一步结合当前及至今后犯罪趋势，从经济犯罪概念内涵方面对经济犯罪加以深入研究，及早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犯罪的概念，为司法实践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2年3月8日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提出“经济犯罪”一词后，中国学术界一直把犯罪概念作为热点问题之一加以探讨，但迄今为止，各抒已见、认识不一。如“经济领域说”认为所谓经济犯罪，就是经济方面的犯罪或经济领域里的犯罪。“经济关系说”则认为侵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就是经济犯罪。“主观图利目的说”又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而且是具有图利的特定目的的犯罪。“经济领域和客体混合说”认为破坏经济领域中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犯罪就是经济犯罪。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中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另一类是中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除此之外，中国刑法分则其他章规定的某些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贩毒罪、贿赂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的范畴。为此笔者认为由高铭暄、王作富主编的《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界定较为准确：经济犯罪指的是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犯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管理制度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